1097年5月30日 ，绍圣四年四月十七日，苏轼接到将他贬为琼州别驾、昌化军安置的告命 。（孔凡礼：《苏轼年谱》 ，卷三十六 ，中华书局，第1261页）谪命于4月4日发出，近两个月后 ，抵达他谪居的惠州 。苏轼来不及和咫尺间的苏辙惜别 ，内心不免困惑，并将不解和不平倾诉在给苏辙的诗中 ，“胡为适南海 ，复驾垂天雄”。他为何被贬往天涯海角？
苏轼像
开宝四年三月，太祖“以岭南儋 、崖 、振、万安等四州隶琼州 ” ，即今海南省；熙宁六年十一月 ，“废儋州为昌化军，崖州为朱崖军 ，万安州为万安军 ” 。宋初 ，琼州隶广州，昌化军即原儋州 。“别驾”属“流外官” ，视同胥吏。
宋代贬谪地有“近里/远恶州军 ”之分 ，宋朝政治文化中，贬过岭表涵义不一般，“过海 ”更是极致。宋代有案可稽的第一个贬往海南的是卢多逊 。开宝六年九月十九日 ，卢多逊参知政事；九年十月二十日 ，太宗即位；二十七日，卢多逊拜相 。太平兴国六年九月十七日 ，赵普再入相；七年四月七日 ，卢多逊罢相。太宗与秦王廷美“兄弟阋于墙”，“普廉得多逊与秦王廷美交通事 ” ，赵普借机扳倒卢多逊 ，报复卢昔日“屡短之于上前 ” 。
继卢多逊后，八年四月 ，枢密副使弭德超诬告枢密使曹彬谋变 ，希望取而代之，结果 ，自己流放琼州；乾兴元年七月 ，章献皇后以“春秋无将，汉法不道”为名，将丁谓贬为崖州司户参军 。史料所及 ，卢 、弭 、丁以后 ，仅盛梁、齐化基，二人官职低微 ，且均在大中祥符元年九月以前。
元祐间 ，“车盖亭诗案 ”起，四年五月丁亥 ，前宰相蔡确“责授英州别驾、新州安置 ” 。新州 ，今广东省新兴县，属大陆范围 ，右宰相范纯仁仍然认为 ，这个口子不能再开，“此路荆棘七八十年矣 ，奈何开之？”
总之 ，真宗朝以来，再未有人贬岭南，更遑论“过海 ” 。所以 ，苏轼过大庾岭 ，已有“今日岭上行，身世永相忘 ”之叹。（《苏轼诗集》 ，卷三十八 ，《过大庾岭》，中华书局 ，1982年2月第1版 ，第2056页）另一方面，前后贬过岭表 ，曾任宰执 、侍从以上的文臣 ，无一不涉及宫廷政治，或与皇权争斗有关 。
绍圣间 ，内侍陈衍先于苏轼“配朱崖军” ，继苏轼以后，已故宰相吕公著 、司马光、王珪追贬海南，四人罪名也无不与宫廷政治息息相关 。具体而言 ，他们都涉及“宣仁之诬 ” ，有“逆党 ”之嫌。
“宣仁之诬”是“徐邸案”的先声 。苏轼贬海南，或许因为他与“徐邸官 ”走得太近 。陈衍出自“徐邸 ” ，苏辙被指“阴结宦官陈衍 ，伺探宫禁密旨”，（苏辙：《栾城集》 ，附录二 ，《苏颖滨年表》，中华书局 ，1980年8月第1版 ，第1401页）“责授化州别驾，雷州安置 ” ，苏轼作诗 ，有“莫嫌琼 、雷隔云海，圣恩尚许遥相望 ”之语，琼州差一点就成为苏辙继雷州之后的下一站。（《苏轼诗集》 ，卷四十一 ，第2243页）
一
赵颢，初名仲糺 ，是英宗和宣仁皇后次子 ，神宗同母弟，哲宗皇叔。神宗即位 ，初封昌王 、岐王、雍王；哲宗即位 ，先进封徐王，后继封冀王 、楚王 。
绍圣四年闰二月十九日 ，苏轼责授琼州别驾；四月十八日 ，吕公著特追贬昌化军司户参军，司马光特追贬朱崖军司户参军；二十四日 ，追贬王珪为万安军司户参军 。
元丰末 ，《资治通鉴》成书，司马光荐同编修范祖禹，除秘书省正字 ，范祖禹赴阙任职 ，司马光为他饯行，言语间将太皇太后比作北齐娄太后 ，而“娄太后废其孙少主殷 ，立其子常山王演”。（黄永年：《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》，山西人民出版社 ，2024年5月第1版 ，第16-23页）邢恕因此认为，司马光怀疑太皇太后欲废哲宗 ，改立赵颢 ，而“雍王颢有觊觎心 ”，宰相章惇则进一步诬陷司马光撺掇太皇太后效法娄太后 。
学者王化雨认为 ，章惇 、邢恕炮制“司马光案 ”实属“构陷” ，目的是“向哲宗输诚纳忠，以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 ” 。（王化雨：《北宋绍圣“逆案 ”新考》，《历史研究》 ，2024年第6期）但比“宣仁之诬”或“司马光案 ”真实性更重要的 ，是赵颢有无篡位企图或行动，哲宗如何认定赵颢的动机和行为。
金中枢也认为 ，皇太后在拥立哲宗的议题上并无二心 ，“皇太后立孙之心愿，则益见剀切 ” 。但宰相王珪在赵颢与哲宗之间首鼠两端 ，“有疑似之迹” 。所以 ，哲宗亲政以后，就认定王珪“妄怀窥度” ，“阴持两端 ” ，且“怀奸 ”、“二志”的“心迹较然 ”，既有动机 ，也有行动。
不过 ，赵颢未能得逞，哲宗继承大统，改元元祐 ，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 ，太皇太后垂帘听政，赵颢进封徐王 ，赵覠进封荆王 。赵覠是赵颢同母弟 ，“太子立，覠内助居多 ” ，哲宗由延安郡王被立为皇太子的过程中 ，赵覠出力较多 。
元祐三年七月四日，赵覠“暴得疾” ，“至薨 ，口鼻皆流血 ”。薨前二日，殿前都指挥使燕达卒 。金中枢认为 ，“彼两同为辅立人 ，而遭遇如是巧合，颇值怀疑 ” 。赵覠 、燕达是辅立哲宗的关键人物，相继死于非命 ，是十分可疑的 ，赵颢所为的可能性极大，这些都反证“颢有觊觎心明矣” ，而且嚣张而狠戾 ，对母弟痛下杀手。（国立编译馆主编：《宋史研究集》，第二十辑 ，2000年9月初版 ，第189-194页）
元祐间，哲宗“渊默不言 ，九年侧身端拱 ” ，太皇太后临朝，赵颢愈发蠢蠢欲动。赵颢王府的属官称“徐邸官 ” ，于志霖 、铁爱花认为 ，“‘徐邸官’在元祐年间纷纷出任要职，这在北宋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”，“高氏、赵颢及当时的宰执都在其王府属官升迁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” 。（于志霖 、铁爱花：《赵颢的王府属官与元祐政局》 ，《宋史研究论丛》 ，2017年第2期）
二
除“高氏 、赵颢及当时的宰执 ”外，苏轼兄弟扮演了重要角色 。
于、铁文章梳理的“徐邸官” ，包括郑雍、孙觉 、郑穆 、陈轩、乔执中 、盛侨 、王汾、龚原 、崔公度 ，但龚 、崔主动远离朝廷和宫廷政治。“徐邸官”多以旧党分子为主，龚原是王安石的甥婿和门人 ，（刘成国：《荆公新学研究》 ，增订本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，2023年10月第1版 ，第186页）道不同，或不相为谋 ，而崔公度 ，因史料匮乏，亦不赘述 。
“乌台诗案 ”中，因为“与轼意相同 ” ，却“与朝廷新法、时事不合” ，而遭惩处的官员，有孙觉 、陈襄 、盛侨、王纷 。（朋九万：《东坡乌台诗案》 ，商务印书馆 ，1939年12月初版，第5页）孙 、盛都属于“徐邸官 ” ，另一“徐邸官 ”郑穆是陈襄的妹婿 ，陈襄荐孙觉与苏轼，孙觉为陈襄撰写《墓志铭》 ，自称“门生” ，想必苏轼亦然。
陈襄，字述古 ，福州侯官人 。熙宁四年六月 ，苏轼通判杭州；五年秋，陈襄知杭州，是苏轼上司 。十年 ，陈襄兼侍讲 ，向神宗荐苏轼 、孙觉与胡宗愈，认为苏轼“有文学可为词臣 ” ，孙觉“有学行、器识可备侍从 ”。
是时 ，苏轼“权知河中府” 。九年十月，苏轼“（自密州）移河中府 ” ，未赴；十年二月十二日 ，改知徐州 。另外，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，“陈绎落翰林学士兼侍读 ” ，陈襄填补陈绎的空阙；十年正月二十五日，知河中府陆经再任 ，苏轼改知徐州 ，因此，陈襄荐苏轼必在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至十年正月二十五日之间，可见 ，陈襄甫兼侍讲 ，就迫不及待地荐苏轼与孙觉。
元丰二年七月四日，“乌台诗案”初起；十二月二十六日 ，尘埃落定 ，苏轼贬谪黄州；未及半年，陈襄卒于京师 。苏轼谪黄州 ，“交游皆断绝 ” ，陈襄的弟弟陈章却牵挂着苏轼，“远发药石以振吾过者 ” 。（《苏轼文集》 ，卷五十七 ，《答濠州陈章朝请二首》，第1709页）二苏诗文中并未留下他们与郑穆往来的迹象 ，但从苏轼与陈氏兄弟的关系看 ，苏轼与郑穆绝不陌生。
列名“乌台诗案”的，多为一时闻人，传世文献却未见“王纷”其人 ，同书又称“曾祖禹偁 ” ，（《东坡乌台诗案》，第16页 ，明清诸版本亦写作王纷）所以 ，“王纷 ”应为王汾之讹写。王汾，字彦祖 ，皇祐五年 ，第进士甲科，司马光即称其为王禹偁“曾孙” ，（司马光：《涑水纪闻》 ，卷三，中华书局1989年9月第1版 ，第50页）宋人笔记中均写作王汾 ，可见“王纷 ”确为王汾 。（《宋人轶事汇编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6月第一版，第1344-1345页）
早在熙宁二年八月 ，苏轼与王汾、胡宗愈“同试举人景德寺 ” ，苏轼与王汾相交已久 。元祐五年，苏轼又在给王汾的诗中忆起二十余年前的情形 ，不禁感慨万千。（《苏轼诗集》 ，卷三十二，《次韵林子中 、王彦祖唱酬》 ，第1683页）
郑雍 、孙觉是官职最高的“徐邸官” 。孙觉 ，字莘老，官至御史中丞 ，与“徐邸官 ”崔公度、乔执中 、秦观同为江苏高邮人 。孙觉也是黄庭坚妻父 ，与黄庭坚母舅李常同为皇祐元年进士，苏辙做过李常的僚属。苏轼与孙 、李的往来 ，更早于他与黄庭坚、秦观相识 ，苏轼与孙觉 、李常的诗文酬唱都多达数十篇，堪称挚友 。
综上可知，熙宁间 ，孙觉 、盛侨、王汾成为“徐邸官 ”之前 ，苏轼就与他们过从甚密，他们占据了“徐邸官”的三分之一 。不过 ，没有明确史料证明 ，孙 、盛 、王与苏轼兄弟在政治上彼此奥援或策应，但苏氏与“徐邸官 ”郑雍、乔执中翁婿以及陈轩关系暧昧 ，他们占据了另外的三分之一。
三
郑雍字公肃 ，襄邑人，今河南睢县人 ，元祐七年六月辛酉 ，自御史中丞除尚书右丞，《宋史》 、《东都事略》之《郑雍传》 ，应源于官修国史 ，均称“（再）改（尚书）左丞 ”，但《宋史·宰辅表》 、《宋宰辅编年录》以及《郑公行状》均未见此说 。
郑雍是唯一执政的“徐邸官”，假以时日 ，登庸拜相 ，也不无可能 。但好景不长，元祐八年九月三日 ，太皇太后崩 ，哲宗亲政，御史周秩揭发郑雍“因徐王私于权臣以进 ” ，绍圣二年十月甲子 ，郑雍罢尚书右丞，唯一为郑雍辩护的是钱勰 ，他与苏轼并称“元祐四友 ”。（陆游：《老学庵笔记》 ，卷十，1979年11月第1版 ，第138页）
周、郑因为苏轼结怨 。元祐三年底 ，郓州州学教授周穜上书，“乞以故相王安石配享神宗皇帝庙廷” 。学者刘成国等考证，周穜、周秩兄弟是王安石的表侄与门人 ，政治立场倾向新党 ，在旧党完全执政的政治气候下，周穜的提议显得十分违和。
周穜差充郓州州学教授 ，为苏轼所荐。舆论压力下 ，苏轼“自劾以待罪”，要求严惩周穜 ，并将谋主指向吕惠卿 ，暗示“惠卿之流 ”借周穜测试太皇太后及朝廷底线 。结果，“周穜罢归吏部 ” ，同时 ，“轼特放罪”，意即苏轼有“妄举之罪 ” ，但朝廷宽大处理 ，不予追究 。
按照文书运作程序，周穜的处理结果，先由“三省同进呈取旨 ” ，形成“词头” ，交中书舍人起草，再付给事中审核 ，通过后 ，才能作为正式文件，交尚书省执行。郑雍“权给事中 ” ，代行给事中职能 ，驳回处理结果 。（綦崇礼：《北海集》，卷三十四 ，《郑公行状》）
郑雍认为 ，朝廷肯定苏轼对周穜行为性质（“擅议宗庙 ”）的认定（“以轼言为然”），就该严加惩处（“弃市 ”） ，仅“罢归吏部 ” ，过于姑息 。郑雍还与苏轼保持默契，希望借机清算周穜及其背后势力，以吕惠卿为首的“熙丰臣僚” ，吕惠卿兄弟则是苏轼兄弟的死敌。（他维宏：《元祐“调停 ”与熙丰臣僚：周穜献议王安石配享神宗事发微》 ，《史林》，2023年第6期）
以上大概是郑 、苏最早的交集 。元祐六年二月癸巳 ，苏辙自御史中丞除尚书右丞；三月辛酉 ，中书舍人郑雍为左谏议大夫；同日，“徐王府翊善陈轩 、侍讲乔执中并为秘阁校理 ，王以例请故也 ”；（《长编》 ，卷四百五十六）八月辛丑，左谏议大夫郑雍升为御史中丞 ，这是他得以执政的关键步骤 。
欧阳修最初以“蹊田夺牛”讥讽包拯不光彩的上位模式 ，多指涉以构陷的方式，将在位高官拉下马 ，自己取而代之的一种卑劣行径。后来 ，蔡确运用得炉火纯青，郑雍为御史中丞，也有“蹊田夺牛”之嫌 。
御史中丞赵君锡、御史贾易弹劾苏辙 ，郑雍为苏辙解围 ，并转攻贾 、赵，导致贾易外放 ，赵君锡被调离 ，郑雍则取代赵君锡，成为继任御史中丞 ，苏辙的提携不可或缺 。所以 ，《王岩叟系年录》认为，“赵君锡 、贾易攻苏辙忤意 ，雍从而击之 ，议者曰：‘将篡。’已而果然 ” 。（《长编》，卷四百六十四）
元祐初 ，贾易就与苏轼结怨 。迫于贾易等人制造的舆论压力 ，元祐四年，苏轼被迫出知杭州。此番风云再起，又源于贾易 ，他弹劾秦观除秘书省正字不当 ，指责苏轼故意夸大两浙灾伤。苏辙是宰辅成员，他将贾易弹劾的内容私自透露给苏轼 ，苏轼安排“亲情 ”王遹（弟王适为苏辙婿）游说赵君锡；又告知门人秦观 ，秦观“往见君锡” 。（苏轼撰，孔凡礼点校：《苏轼文集》 ，卷三十三 ，《辨贾易弹奏待罪札子》，1986年3月第1版 ，第935页）
赵君锡与苏轼“以道义交游 ” ，秦观除正字就是赵君锡所荐 。但王遹、秦观“往见君锡 ”，违反台谏官“谒禁” ，即职事回避制度。（虞云国：《宋代台谏制度研究》 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21年7月第1版，第82页）况且 ，苏辙涉嫌“泄密 ” ，即使苏轼辩称“皆非国家机密 ”，贾易仍抓住把柄 ，“劫持”赵君锡共同弹劾苏轼兄弟 。
贾易不断翻旧账 ，他先揪住苏轼在杭期间“法外刺配颜章 、颜益一事 ”；继而又对苏轼“题诗事 ”穷追不舍，“论苏轼题诗怨谤” 。给事中范祖禹 、右正言姚勔、谏议大夫郑雍先后为苏轼缓颊 ，并集中攻击赵君锡“雷同低昂 ” ，苏轼对郑雍 、范祖禹 、姚勔心存感激。（《苏轼文集》，卷三十三 ，《乞外补回避贾易札子》 ，第934页）
郑雍与苏轼兄弟是同年，他们同时考中嘉祐二年进士 。“宣徽使王公拱辰见公奇之 ，妻以其兄之子 ” ，王拱辰，字君贶，原名拱寿 ，天圣八年状元 ，仁宗赐名拱辰，是三苏的伯乐、姻戚欧阳修的连襟 。元丰五年初 ，文彦博 、富弼组建“洛阳耆英会” ，王拱辰“愿寓名其间”，赵颢娶冯拯曾孙 ，冯拯子行己同为“耆英会 ”成员。（司马光：《司马光集》 ，卷六五，《洛阳耆英会序》 ，四川大学出版社 ，2010年2月第1版，第1354页）
郑雍是王拱辰侄婿 ，苏辙是王拱辰故吏 。（《栾城集》 ，卷十四，《王君贶宣徽挽词三首》，中华书局 ，1990年8月第1版 ，第286页）郑雍第三女嫁胡奕修，胡奕修从父胡宗愈与苏轼是好友 。元祐初 ，胡宗愈“与苏轼 、孔文仲各以亲旧相为比周 ，力排不附己者 ”，所以 ，郑雍先为苏轼兄弟攻去政敌 ，苏辙汲引郑雍为御史中丞以至执政，都顺理成章。
四
元祐七年六月辛酉 ，苏辙自守尚书右丞除门下侍郎；同日 ，郑雍接替苏辙，除尚书右丞 。元丰八年 ，左仆射王珪薨 ，右仆射蔡确递迁左仆射，太皇太后询问谁适合补右仆射阙，蔡确回复 ，“若以祖宗故事论之 ，则东厅参政合做” 。“东厅参政 ”即门下侍郎，一旦宰相有阙 ，苏辙将次补右仆射 ，郑雍必将亦步亦趋，步步高升。
元祐后期 ，左仆射吕大防屹立不倒 ，苏轼兄弟也宠眷不衰，右仆射却走马灯一样 ，不停地换人。除眼巴巴地坐等以外 ，苏辙还可以授意台谏势力攻罢右仆射，主动创造空阙 ，杨畏和郑雍就充当了苏辙的“打手 ” 。
“畏与苏轼、辙俱蜀人 ，前击刘挚，后击苏颂，皆阴为辙地” 。元祐六年二月辛卯 ，刘挚先苏辙一步 ，自门下侍郎加右仆射兼中书侍郎，未及一年 ，十一月乙酉 ，刘挚罢知郓州，就是郑、杨弹劾与构陷的结果。
先是 ，王巩行为不检 ，却“堂除 ”知密州，刘挚很可能予以包庇 。“挚之子即王巩婿 ” ，郑雍便顺势攻击刘挚 ，最终以王巩罢知密州侥幸过关 。但郑 、杨很快截获刘挚回复章惇诸子的私信，有“自爱以俟休复之语” ，添油加醋以后 ，呈报太皇太后。蔡确 、章惇、邢恕宣称有“定策之功 ”，指控太皇太后“有废立意 ”，而“以俟休复”暗示他们欲待太皇太后还政以后 ，卷土重来 ，翻转乾坤，清算旧账 ，势必触犯太皇太后的大忌 。
郑雍 、杨畏还指控“挚预交章惇子弟为囊槖 ，以冀後福 ”，“疏奏 ，上始有逐挚意矣 ” ，这是刘挚罢相的始末 。（徐自明：《宋宰辅编年录校补》，卷之十 ，中华书局 ，第597页）《宋史·刘挚传》认为，“休复”语出刘挚给邢恕的回信 ，该记载可能源于《邵氏闻见录》 ，先为李焘所引。（《长编》，卷四百六十七；《宋史》，卷三百四十 ，《刘挚传》 ，第10849页）
刘挚罢相，苏辙却并未能如愿次补 ，而是被苏颂截和 。元祐七年六月辛酉 ，苏颂自尚书左丞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；同日，苏辙自守尚书右丞除门下侍郎 ，攀上权力高峰；郑雍也自御史中丞除尚书右丞 ，位列宰辅 。
“杨畏攻刘相出，意谓必相门下侍郎苏辙。朝廷复拜苏颂为右仆射 ，畏又与来之邵言 ，苏相留贾易谪命不下，为稽留诏命” 。（《长编》 ，卷四百八十二）杨畏 、来之邵继续借题发挥 ，批评苏颂在贬谪贾易的问题上故意拖延 。同时，还以御史中丞李之纯“与之（即苏颂）连姻 ”，进一步裹挟李之纯共击苏颂。
绍圣元年六月甲戌 ，右正言上官均弹章将吕、苏视为一体。（《苏颖滨年表》）因此 ，左仆射吕大防缺席了讨论贾易谪命的御前会议，形迹可疑 ，剩余的三省长官中 ，门下侍郎苏辙 、中书侍郎范百禄 、尚书右丞郑雍基本属同一阵营，必然与苏辙保持一致 。总之 ，若苏辙、范百禄 、郑雍故意在贾易谪命问题上依违不决 ，苏颂将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，而黯然出局 ，就势在必然 。
郑雍 、杨畏、来之邵接连将刘挚 、苏颂两任宰相拉下马 ，苏辙仍然与右仆射失之交臂。邵伯温认为，“太皇太后察见杨畏等私意 ，复自外召范纯仁拜右仆射 ” 。王铚也认为 ，“太皇太后觉言者观望吕大防 、苏辙意，屡攻罢宰相、执政，以纯仁旧德 ，故召用 ，待至国门始下制” 。
总之，太皇太后识破苏辙及其党羽的伎俩 ，果断舍弃苏辙 ，同时打破常规，空降前宰相范纯仁拜右仆射。只是杨畏、来之邵甚至苏辙仍不甘心 ，“畏等阴受风旨 ” ，“俱论纯仁不当为相 ”，苏辙的爪牙杨畏和来之邵继续弹劾范纯仁不宜为相 。（《长编》 ，卷四百八十二 、第四百八十四）
五
元祐八年三月 ，御史董敦逸上书称“川人太盛”，公开批判“苏轼 、苏辙、范百禄辈 ”援引朋党 ，培植势力 ，“惟苏轼为多 ” 。（《长编》，卷四百八十二）苏轼援引的“亲知及其乡人”中就有一名“徐邸官 ”——陈轩，苏轼举陈轩自代 ，陈轩官至中书舍人。（范祖禹：《范太史集》 ，卷五十四）
范祖禹，字纯甫 ，成都华阳人 ，范百禄从子 、吕公著婿 。范祖禹为子范温娶秦观之女为妻，苏轼为第三子苏过娶范百嘉之女 ，（晁说之：《景迂生集》 ，卷二十，《眉山苏叔党墓志铭》）华阳范氏与眉山苏氏关系始终密切 。范祖禹也向朝廷举荐“徐邸官 ”郑穆 、郑雍 ，认为二郑可“备讲读之职”。（《长编》 ，卷四百三十七）
另一“徐邸官 ”乔执中官至给事中，与郑雍为“婚姻之家 ” 。（《郑公行状》）苏轼《答乔舍人启》 ，就是写给乔执中的 。（《苏轼文集》 ，卷四十七，第1363页）元祐七年十月辛酉，“中书舍人孔武仲兼直学士院 ，起居郎乔执中为中书舍人 ，起居舍人姚勔为起居郎，右司郎中吕陶为起居舍人 ，考功员外郎高士英为右司员外郎 ，直集贤院兼侍讲吴安诗为天章阁侍讲”。
除杨畏、来之邵把持的台谏势力，两制（翰林学士 、中书舍人） 、左右史（起居郎、起居舍人） 、侍讲都在历次权力斗争中占据重要位置。这批集中提拔的官员 ，除高士英外 ，都和苏轼 、苏辙关系密切，吕陶与孔氏兄弟都被明确认定为“蜀党” 。是时 ，中书侍郎范百禄、门下侍郎苏辙分别职掌官员差除的提名与审核 ，他们的晋升必然和苏辙 、范百禄的荐引与提携分不开 。
所以，董敦逸关于苏轼兄弟与范百禄的指控绝不是空穴来风 ，上官均更毫不掩饰地痛批 ，“范祖禹 、乔执中、吴安诗、吕希纯四人者，皆附会吕大防 、苏辙好恶 ”。吕希纯是范祖禹妻兄，吴安诗是范祖禹从姑父 。
“御史黄庆基 、董敦逸愤发弹奏苏辙等专权之罪 ” ，而“李之纯、杨畏 、来之邵希附轼 、辙等 ，反指庆基、敦逸以为诬陷忠良”，最终 ，黄 、董“谪守军垒 ” ，足见“二苏 ”势力不可小觑，而且与“徐邸官”纠缠不清 。
高士英 、高士敦 ，俱太皇太后“从弟也 ” ，意即赵颢母舅，高士英还是高氏族人中少有跻身文官序列的。元丰八年九月己酉、元祐元年八月己亥 ，高士敦先后副范百禄 、苏轼使辽 ，虽未成行，却因此结缘 。三年四月初二日 ，高士敦为成都钤辖 ，（《苏轼年谱》，卷二十七，第826页）轼 、辙、黄庭坚均赋诗送行 。（《苏轼诗集》 ，卷三十 ，《次许冲元韵送成都高士敦钤辖》，第1582页；《栾城集》 ，卷十五 ，《送高士敦赴成都兵钤》，第303页；黄庭坚：《山谷诗集注》 ，《山谷外集诗注》 ，卷第十六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，2003年12月第1版 ，第1019页）
五年十二月，高士敦任满 ，改知邢州。向太后也为弟向宗良争取同一差遣 ，苏辙时为御史中丞，认为“二人皆外戚之家，而夺一与一 ，于体不顺 ” ，朝廷不能厚此薄彼，积极为高士敦争取 ，可见 ，苏轼兄弟与高士敦往来不断 。（《长编》，卷四百五十三）“元丰末命”时 ，高士英 、士充兄弟与王珪 、赵颢暧昧不明 ，卷入“废立 ”阴谋中，而高士英升任都司郎官 ，苏辙、范百禄施以援手 ，不排除苏轼兄弟因而与赵颢暗通款曲 。
另外，苏轼还与赵颢同产姊/妹婿王诜是挚友 ，又与王克臣为僚友。（苏轼：《苏轼诗集》 ，卷三十一，《王郑州挽词》，第1637页）王克臣 ，字子南 ，其子师约是赵颢另一姊/妹婿 。
绍圣三年九月，赵颢薨 ，哲宗亲政 ，以章惇、蔡卞为代表的新党成员入朝，极力整肃旧党人士 ，哲宗对太皇太后以及“徐邸 ”的猜忌和嫌恶 ，也为章 、蔡清洗异己分子创造了由头和契机，而苏轼 、陈衍被贬海南以及司马光、吕公著 、王珪追贬海南 ，都是在这一背景下进行的 。
绍圣四年底 ，“同文馆狱”爆发。曾布时知枢密院事，他将梁焘与苏轼兄弟相提并论 ，完全可以作为理解苏轼境遇的一种镜像或参照。梁焘 、字况之 ，今山东东平人，是“朔党 ”领袖，苏轼是“蜀党 ”领袖 ，彼此是政敌 ，苏辙党羽攻罢苏颂，梁焘是宰辅中唯一为苏颂辩护的 。
“同文馆狱”起 ，刘挚、梁焘涉嫌与“徐邸”交通 ，对于如何处置梁焘，曾布称 ，“焘更有罪恶 ，亦不过徙海外 ” 。曾布与哲宗心照不宣，“徙海外 ”就是惩治与“徐邸”交通者的最后选项。后来 ，朝廷欲遣吕升卿 、董必“诛（涉同文馆狱）诸人于岭南 ” ，首当其冲的，是责贬雷州别驾的梁焘 。所幸的是 ，“是日晚 ，闻梁焘卒 ”，而未能成行 。
苏轼兄弟与“同文馆狱”毫无关联，但曾布谏止“诛诸人于岭南 ” ，却屡以二苏为言 ，“轼 、辙闻其来，岂得不震恐？ ”这也表明吕升卿、董必所诛虽以涉嫌“同文馆狱”的“朔党 ”为主 ，苏轼 、苏辙也概莫能外 ，或许就因为他们也与“徐邸 ”有关。
元符元年三月，蔡京 、安惇为“同文馆狱”结案 ，将“司马光、刘挚 、吕大防等 ”并案处理 ，“以王府为要途，以朝廷归私室 ”是其中关键 。“王府”即“徐邸” ，可见哲宗对皇叔赵颢的芥蒂至深 。
司马光 、吕大防都与“同文馆狱 ”毫无关联 ，“等 ”字所指涉的“诸人”，也包括苏轼、苏辙 ，只不过仅以曾任宰相司马光、刘挚 、吕大防一笔带过。况且 ，上官均就将吕大防与苏辙相提并论，朝廷“初议令（吕大防）过海 ”，但哲宗认为“大防诚朴 ，为人所卖 ”而作罢 ，而“卖”吕大防的，极为可能就是苏辙 。同样道理 ，苏轼更具号召力 ，所以，最终“过海 ”的只是苏轼而非苏辙 ，深层背景应该也是与“徐邸 ”交通 。
发表评论